求一篇关于中国节日文化的研究课题报告( 七 ) 求一篇关于中国节日文化的研

即使是鲁迅嘲笑成仿吾的"把守纯艺术之宫"，也不是在成仿吾做批评家的时候，而是在他成为"革命文学"论者以后。成仿吾是个老实人，他一旦投靠了谁都是死心塌地效忠：他第一次批评鲁迅的小说不够"艺术"，自以为是效忠于"艺术宫廷" 。他第二次批评鲁迅是在1927年初，正在效忠于广东革命政府，当时郁达夫曾写《广州事情》敏锐觉察到广东的新军阀势力，而他却一片赤诚地写了《完成我们的文学革命》，把"五四"新文学老将鲁迅周作人等一网打尽，罪名是"趣味主义"，而且把他们归入"讨赤的首都"派（也就是北伐的对象），其用心极为良苦。但是几个月以后，国民党发动清党，成仿吾改换门庭，从日本搬来了一批日共福本路线的追随者，开始了"革命文学"的鼓吹--思路却是一样，第三次把鲁迅当作了一块"资产阶级"的老石头，要用"十万两无烟炸药"去轰炸。三次转向，每次都是拿鲁迅的人头开刀，以示对新主的忠诚，这也是令人深思的现象。
读鲁迅对"革命文学"论者的答辩文章《"醉眼"中的朦胧》和《我的年纪气量和态度》，只觉得鲁迅失去了昔日与西滢战、与长虹战时的凌厉风格，语气里充满了委屈和不解，还夹杂了对未来的恐惧。本来，鲁迅携眷从广州来上海定居，还想与在上海的创造社诸人（郑伯奇、郭沫若等）联手恢复《创造周报》，这显然是放弃旧嫌，共同对付国民党新军阀势力的良策。那时一定是成仿吾去日本搬兵的时候，等到兵搬来了，新的理论也搬来了，他们认定时代已经进入了无产阶级领导革命的阶段，因此文化上也应该来一个无产阶级的新"五四" 。当他们靠一套从日本贩过来的"革命文学"理论建立了新的话语权，老石头就理当搬掉。于是，非但"联合"没了下文，还要教训、批判、辱骂："有闲阶级"、"落伍者""资产阶级""封建余孽""法西斯蒂"……呜呼！鲁迅几乎没有正面与"革命文学"论战，他只是反复揭露创造社"前年招股本，去年请律师，今年才揭起'革命文学'的旗子"；进而揭露成仿吾"总算离开了'艺术之宫'的职掌，要去'获得大众'，并给革命文学家'保障最后的胜利'" 。这样的资料排列对今天不了解文学史背景的读者来说真是不知所云，而鲁迅却命中要害地打击了那种吕布式的投机善变和"极左倾的凶恶的面貌" 。鲁迅尖锐地发问："倘若难以保障最后的胜利，你去不去？"过了三年，鲁迅的心态稍稍稳定，但他对成仿吾依然耿耿于怀，在一次著名的讲演中，他又提到了成仿吾："好似革命一到，一切非革命者都得死，令人对革命只抱着恐怖。……这种令人'知道点革命厉害'，只图自己说得畅快的态度，也还是中了才子+流氓的毒。"
鲁迅曾说：他对青年人的攻击，往往是"给我十刀，我只还他一箭" 。但这支"箭"之锋利，胜过十刀无数。成仿吾等"革命文学"论者对鲁迅的谩骂虽然又多又毒，现在却早没有人再提起，而"才子+流氓"的称呼，却变成一种形象的代名词，铁铁地箍在了成仿吾等创造社成员的头顶上。虽然，成仿吾在以后的革命实践中克服了吕布式的习性，老老实实地吃了许多苦，也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但"革命文学"论者所具有的品质--一是聪明善变，二是变了以后立刻拿别人的人头当作讨好新主的见面礼--这样的人品与行为，大约都可以用得上这个光荣的尊号：才子+流氓。
(三)、周扬
如果仔细追溯鲁迅与"革命文学"论者以及后来与周扬等人的冲突，他们在理论上的分歧实在是很小，倒不是说双方的理论水平都很高，恰恰相反，双方都没有具备多少深刻的理论。早期的"革命文学"论者的理论武器大都来自苏俄的"拉普"一派和日本的"纳普"一派，从今天的立场看都是充满了左倾幼稚病的狂热与宗派主义；而鲁迅等人，则是从苏俄早期的文艺政策中，吸取了托洛茨基、卢那察尔斯基等人的文艺思想，其实两派理论都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多半是纠缠在如何从事文艺运动的政策和路线--这也给后来的中国左翼文学理论带来了几乎是不可克服的缺陷，始终是以文艺政策的思路来取代对马克思文艺理论基础的建设。而且，这些有关政策也是别人的政策，只要别人的态度一改变，他们马上就陷入窘况，自己来打自己的耳光。日共纳普清算藏原惟人与中国左联清算钱杏邨就是这类自打耳光的例子。不是左联成员的胡秋原不识其中三昧，仗着自己读过普列汉诺夫的理论，也去凑热闹帮着清算钱杏邨，结果反而惹来一身羊膻，被套了一顶"托派"的帽子。左翼的耳光只能自己打，别人想插一手当然是咎由自取。这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所以我说，左翼文艺运动内部并没有真正的理论分歧，如果说有"分歧"也是不上台盘的，多半纠缠在人事的感情与宗派上。--这个问题说起来枝蔓太复杂，还是暂且不提也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