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篇关于中国节日文化的研究课题报告( 九 ) 求一篇关于中国节日文化的研

鲁迅经常说周扬是白衣秀士王伦，就是《水浒传》里那个气量狭小的头领，后来被林冲火并掉了。鲁迅一定是在什么场合领教过周扬睚眦必报的小动作。但从现有的资料看，周扬与鲁迅的正面冲突是一次也没有过。但周扬作为左联的实际领导人，他对鲁迅不尊重甚至潜在敌意的态度肯定影响了周围的人，包括田汉、廖沫沙、徐懋庸等与鲁迅发生过冲突的人。周扬一直把他与鲁迅的隔阂归咎于第三者的挑拨离间，这是不真诚的，他从未在自己身上寻找失去鲁迅信任的原因。只要比较冯雪峰与周扬对待鲁迅的态度就不难看出两人的不同：冯雪峰对鲁迅的利用远甚于周扬，但他是有意识地接近鲁迅，并以学生、邻居的身份一边学习鲁迅，一边诱导鲁迅去做各种事情，甚至捉刀代笔。鲁迅不会不明白冯雪峰利用他来掩护做宣传，但鲁迅似乎是乐意的，即使勉为其难也努力去做。而周扬却相反，他俨然以地下革命者和左翼文坛领袖自居，平时深居简出，有事要么约鲁迅出去谈话，要么通过第三者去传话，有时是请茅盾，有时指派叶紫或者徐懋庸。鲁迅对周扬这种傲慢态度自然不会感到痛快，他屡屡讽刺周为"元帅"，甚至说："我本是常常出门的，不过近来知道了我们的元帅深居简出，只令别人出外奔跑，所以我也不如只在家里坐了。"人与人不能常常见面交换意见，有些隔阂与误会就不容易消除，这恐怕不是谁能轻易挑拨出来的。
回顾鲁迅与中共的关系，可以说是相当深刻的。中共第一代领袖仲甫先生、守常先生，都是与鲁迅共同发起新文化运动的战友；中共第二代领袖瞿秋白政治失意后。把鲁迅当作严师诤友，亲密地并肩作战；接下来是冯雪峰做着中共党与鲁迅的沟通工作，更是以私淑学生的身份；而周扬，无论从党内的资历还是党内担负的责任来说，都是初出茅庐的后生，而他那种"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的"元帅"作派不能不让鲁迅反感。鲁迅批评周扬的三个绰号：一是"元帅"--指他深居简出，态度傲慢；二是"王伦"--指他气量狭窄，不能容人；三是"奴隶总管"--指他"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宗派情绪和打击手段，几乎都事出有因，击中要害，但也未失分寸。可是这一切并未引起周扬的警觉和悔改，他一味指责别人挑拨离间，自己仍一如既往沿着这三个标记做下去，与鲁迅的隔阂自然也越来越大。左联成员真正被鲁迅信任的人本来就不多，先是柔石、冯雪峰，后来是胡风，等这些人死的死，散的散以后，只剩下一个徐懋庸了。徐为人骄横，仗着与鲁迅的特殊交情就擅自写信，阐述了周扬的意见。终于，矛盾总爆发了。鲁迅根本没有把徐懋庸当作对手，他一再说徐的信是代表了周扬"一群"的意见，因此，他在复信中通篇指责的也是周扬"一群"，在那封信里，鲁迅痛斥"四条汉子"，点名周起应，确实是言重了。
(四)徐懋庸
如果鲁迅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根本不存在，那么鲁迅与左联的矛盾始终都在暗室里操作，不会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如鲁迅所指出的："在左联结成前后，有些所谓革命作家，其实是破落户的飘零子弟。他也有不平，有反抗，有战斗，而往往不过是将败落家族的妇姑勃豀，叔嫂斗法的手段，移到文坛上。嘁嘁嚓嚓，招是生非，搬弄口舌，决不在大处着眼。"这样的传统至今不绝，但决不会正大光明地公开出来，放在冠冕堂皇地位上的总是另外一套话语。由于徐懋庸的冒失惹事和鲁迅的病中火气，使这场积压了多年的矛盾总爆发了，也使以后长达三四十年的文坛纠纷此起彼伏，成王败寇轮流转。徐懋庸在鲁迅去世后撰一副挽联，曰：敌乎友乎，余惟自问；知我罪我，公已无言。倒是不幸成了以后几十年文坛斗争的谶言。
周扬等人在事后总是把徐懋庸的信解释成是他个人的行为，但鲁迅决不这样认为，他在给老友杨霁云的信中说："写这信的虽然是他一个，却代表着某一群，试一细读，看那口气，即可了然。因此我以为更有公开答复之必要。"还傲然地说："投一光辉，可使伏在大纛荫下的群魔嘴脸毕现。"语气上是十分认真的。换句话说，也可以理解作鲁迅以徐懋庸的信为由头，正式宣布与周扬等人的决裂。其时左联已经解散，鲁迅的意见没有得到充分的尊重，也就是说，那个早已名存实亡的联盟已经无声无息地结束了。而鲁迅作为这个团体名誉上的领袖，在无人理睬的状态下理所当然要表一个态：从"革命文学"论争以来他与左联的结盟关系也已经划上了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