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7年1月21日晚上，郭嵩焘率领的使团终于抵达英国 。刚到伦敦，他就大开眼界，“街市灯如明星万点，车马滔滔，气成烟雾 。闤之盛，宫室之美，至是殆无复加矣 。”在英国的一年，他广泛接触英国社会的方方面面，从工厂学校到政府机构，无一不细心考察 。而且他还从以史为鉴的思想出发，认真学习欧洲的历史，从古埃及到希腊罗马；从基督教的起源，到基督教会的成立与演变，无一不晓 。
他还认真研读西方哲学著作，并作读书笔记，他褒扬希腊哲学，“言性理之言，尤莫多于希腊” 。他对泰利斯、柏兰图、苏格拉底等哲学家的思想均有较为精准的总结 。二十年后，发动维新变法运动的康有为，其对西方文化的了解程度，与郭嵩焘相比，实在像是个小学生 。他的思想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认识到西方的船坚炮利只是富强的结果，而并非富强的原动力 。“西洋政教、制造，无一不出于学！”，也就是说，西方的思想文化才是富强的根本 。
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的知识分子意识到的问题，其实郭嵩焘早就已经意识到了 。他的思想，在当时的中国，已经不止领先了半个世纪 。郭嵩焘研究专家、中南大学外国语学院孟泽教授曾说，在某种意义上，郭嵩焘的认知、思想、勇气和精神历程，抵达了一个传统士大夫所能抵达的极限 。郭嵩焘在得知英国官吏月薪300磅以上者，也都必须同等纳税之后，感叹道：“此法诚善，然非民主之国，则势有所不行 。西洋所以享国长久，君民兼主国政故也 。”
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作为一个儒家的知识分子，他居然能够大胆的认为中国上古的三代之治也不上现代的英国政治制度，“西洋君德，视中国三代令主，无有能庶几者，即伊、周之相业，亦未有闻焉 。而国政一公之臣民，其君不以为私 。其择官治事，亦有阶级、资格，而所用必皆贤能，一与其巨民共之 。“朝廷之爱憎无所施，臣民一有不惬，即不得安其位 。自始设议政院，即分同异二党，使各竭其志意，推究辨驳，以定是非；而秉政者亦于其间迭起以争胜 。……朝廷又一公其政于臣民，直言极论，无所忌讳，庶人上书，皆与酬答 。其风俗之成，酝酿固已久矣!”这番话，需要打破的是自身被长期熏陶形成的思想观念，这个过程肯定是十分痛苦的 。而郭嵩焘却能够说出这样的话，这需要何等的气魄！
他进一步认定法治要优于人治，因为一个国家，不能指望每个统治者都有完美的道德，“三代有道之圣人，非西洋所能及也 。即我朝圣祖之仁圣，求之西洋一千八百七十八年中，无有能庶几者 。圣人以一身为天下任劳，而西洋以公之臣庶 。一生之圣德不能常也，文、武、成、康，四圣相承，不及百年，而臣庶之推衍无穷，愈久而人文愈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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