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嵩焘:中国首位驻外使节 近代中国走向世界的第一人 却为当时的时代所不容( 四 )


不料,当他把在外国的日记汇编成《使西纪程》,抄寄一份给总理衙门,然后由同文馆刻印出后,在国内引起了滔天巨浪 。浙江著名学者李慈铭斥责《使西纪程》,“记道里所见,极意夸饰,大率谓其法度严明,仁义兼全,富强未艾,寰海归心……迨此书出,而通商衙门为之刊行,凡有血气者,无不切齿……嵩焘之为此言,诚不知是何肺肝,而为之刻者又何心也 。”
翰林院编修何金寿,上奏弹劾郭嵩焘,“摇惑天下人心”,“有二心于英国,欲中国以臣事之”。翰林院侍讲张佩纶直接上疏,要求立即将郭嵩焘革职 。面对哗然的舆论,慈禧也不得不下令禁止《使西纪程》的出版,并且下令召回郭嵩焘,改由曾纪泽担任驻英公使 。这些攻击者并没有去过国外,他们是根据什么来判断郭嵩焘的所见所闻都是弄虚作假呢?答案是,没有根据 。
他们的大国心理,只能接受万邦朝拜,不能接受其他的民族也有先进的文明这一事实 。郭嵩焘对西方文明的称赞,与他们根深蒂固的思想体系产生了严重的冲突,这种冲突让他们感到痛苦 。所以,他们选择了恶言相向,而不是去思考郭嵩焘的所述到底是真是假 。不从事实本身出发去评价,而是只通过对动机的揣摩,可见,那时候的中国人,已经普遍丧失了实事求是的态度 。

面对纷至杳来的恶言恶语,郭嵩焘自己倒是心态平和 。别人骂他汉奸,他默默受了 。夏虫不可以语冰,井蛙不可以语海,凡夫不可以语道 。但是,大清朝的另一个“大汉奸”李鸿章可不这么想,他看到了事情背后更可怕的恶果,他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说,“筠仙虽有呆气,而洋务确有见地,不谓丛谤如此之甚,若达官贵人皆引为鉴戒,中土必无振兴之期,日后更无自存之法,可为寒心 。”
也就是说,郭嵩焘的言论虽然很正确,但是却受到排山倒海般的攻击,这样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可能就是以后其他的国人会引以为戒,再也不敢提倡向西方学习了 。如果所有人都不再敢吐露真言,那么全体中国人都将依然沉迷在天朝上国的梦幻中 。不向西方学习,就不能救亡图存,可以说是后患无穷 。
李鸿章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 。我们常说,洋务派囿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框架,不愿也不敢全面学习西方 。我认为这种说法是有问题的,“不敢”是真的,怕的倒不是西方,而是本国的顽固守旧势力;“不愿”却是错的,因为在那个大环境下,洋务派就连修个铁路都要费劲周折,更遑论全面学习西方?
我想,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之后,变得越来越激进和鲁莽,会不会与这种极端排外的舆论有关?洋务运动的破产,郭嵩焘、李鸿章等洋务领袖的被边缘化,致使整个统治集团被盲目自大的顽固派所把持 。顽固派再与民间顽固守旧的普通民众、文人学士相结合,顽固的势力更是人山人海、红旗招展,锣鼓喧天,鞭炮齐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