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念集读后感锦集( 七 ) 丁尼|丁尼生|哈勒姆|哈勒|悼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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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诗，真的能够表达或疗愈悲哀吗？或者说，那些彻骨的无以名状的痛苦如何能够通过优雅美妙的修辞和韵律得以传达？在美和痛苦之间，在精巧的词语和混沌的感情之间，似乎总存在某种不可逾越的鸿沟，也因此，那些讲述痛苦的诗歌倘若越美丽，人们往往就越抱有疑虑。与丁尼生同时代的小说家夏洛蒂·勃朗特在读过《悼念集》初版后就写信给她的传记作者、小说家伊丽莎白·盖斯凯尔夫人，抱怨说读不下去整本诗集，她觉得这些诗是美丽的、悲哀的，却也是单调乏味的，她说，假如哈勒姆和丁尼生的关系确实非同一般，那么她就更加怀疑这些押韵的、字斟句酌的、印刷出来的纪念碑是否可以承载悲哀，因为那些真正深刻的悲哀应当随着时间加深，而无法仅仅表现为韵文。在这一点上，现代人显然会更亲近勃朗特，而非丁尼生。
然而，在写作这批诗的最初，丁尼生就已意识到会遭遇此种质疑，《悼念集》第 5 首可以视作对此的回答：
将自我感受的哀痛付诸文字，　我有时以为这仿佛是一种罪愆，　因为言语，犹如自然，半是呈现半是将那内在的灵魂藏匿。然而，对于永不安宁的头脑与心灵，　字斟句酌的语言自有价值；　那不足为道的技艺练习，令痛苦麻木，似慢性毒品。诗句，犹如黑纱，我用它裹住自己，　犹如用粗陋麻衣抵御寒冷；　但那在词语包裹下的巨大哀痛仍显出它的轮廓，且就如此而已。
哈勒姆的死，将一个以诗歌作为志业的人的写作从此割裂成两个部分，一部分是依旧面向公众的艺术创作，另一部分则是执着与死者交谈的任性私语。就在得知友人死讯后的一周内，丁尼生创作出他最伟大的诗篇之一，《尤利西斯》，随后又在几周内开启另一些著名长诗的写作计划，如《提托诺斯》和更为大型的历史叙事诗《亚瑟王之死》。这些诗的情感动机显然和哈勒姆有关，但那份私人情感被精心地隐藏在由某个神话人物所做出的戏剧性独白或有关某段历史传奇的戏剧性讲述中，仿佛只有戴着面具才能讲述有关悲伤的真理，只有进入另一些更为古老的有关他者的悲伤之中，才能将一己的悲伤予以缓解，并转化成某种普遍性的哀歌。这是独独属于诗人的工作。
电影《故园风雨后》
然而这还不够。在真正深刻的悲哀面前，一个诗人投身于工作，充其量依旧只是一种自我疗愈的权宜之计，但丁尼生显然不满足于疗愈自我，他像一切失去至爱的伟大诗人一样，梦想的是复活那个被爱者。《悼念集》的写作就是一次关于复活的漫长尝试，这尝试与发表、出版无关，与打动他人无关，也与纪念碑无关，这尝试是一次走入地狱唤回至爱的绝望征程。因此，与丁尼生同期写作的其他诗歌不同，《悼念集》最初并不是一个有计划的整体性的写作，它只是不可遏制地在绝望与怀疑中奋力蔓延，生长，倘若它是一个整体，那也是如艾略特所言，“是一部日记式的整体，一部由一个男人的自白浓缩而成的日记。这是一部我们一个字都不能错过的日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