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落的终结的读后感大全( 三 ) 社会|李培林|经济|社会学|改造

李培林先生说：“相对于统计分析的强有力工具，口述史和个案‘深描’的永恒魅力，也许就在于它的‘去蔽’能力” 。挖掘数据下深埋的日常生活，是一件浪漫而有英雄色彩的事情。所以，他安排了全书尽一半的篇幅，来讲故事。然而，就算数据再枯燥，统计再“遮蔽”生活；那么，花很大气力去讲故事，讲一个一个孤立的个案，真的是社会学所需要的吗？
李培林先生也想到了这点。如果是简单的讲故事，一个采访人员或者一个小说家，进驻城中村，采风半个月，大概都能够完成他的任务。显然，李培林先生的故事并不是简单的复述而已。李培林先生对此做了加工，也许正是这样的处理，才使这本著作，成为一个方法上带有创新意味的名著。
首先，李培林先生对“讲故事”的局限心里有数，他说：“现实类型的局限性主要在于，这种比较类型不是经过抽象的理想类型，不具有超越个体经验的普遍解释力” 。随后他介绍了很多学者和理论，杜赞奇的，王汉生，丹尼尔　贝尔，王晓毅，李国庆……这些学者们都旨在走出现实类型的局限，“试图提炼某种村落比较理想类型或象限图示” 。
看到这里我们会想到，如果说到“理想类型”，说到“象限图示”，那自然而然是往马克思韦伯的理性主义老路上靠近；如果是讲故事，谈经验，那自然而然是往涂尔干的经验主义老路上靠近。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无论从哲学上，还是社会学上，都一度是水火不容的两条思想路径。沿着这二者其中之一的路径走下去，这本书都会成为一本方法上比较传统的著作。然而李培林先生在表达了对生命历程“质感”的追求的同时，也显示出对“理想类型”的偏好。那么，无疑，他是想做二者的综合。
如何做这个综合？
李培林先生要做的，就是将经验主义的“故事”，赋予理想类型的理性。按他本人的话说，即是塑造“中国村落终结的具有普遍解释力的理想类型” 。
这种理想类型，好像是小说家从芸芸众生中抽象出的某一类人，如鲁迅的阿Q；又如商学院从无数案例中遴选出最能说明问题的经典案例；正如本书的副标题《羊城村的故事》显示的那样——“羊城村”其实并无这个村子，是李培林先生虚拟出的。但我们从“羊城”可以看到某个城市的影子，“羊城村”故事里隐约闪现的各类人群，我们也轻易能够得到心理上的反映和共鸣。
这种“塑造现实类型”的方法，也许有人会觉得对于学术研究来说，未免轻浮；但李培林先生讲方法论的前言里，特别谈到一个故事。他谈到经济学家对社会学家的讥讽：“社会学没有理论，只有一些没有结论的细致描述和没有精致提炼的素材，其余的就是同情的眼泪和愤慨的话语” 。对于这样的讥讽，李培林先生有他自己的回应。但我觉得，相比于经济学中，无比重要的基础——“理性人”；社会学宁愿更重经验一些，把那个冷冰冰的，异常冷静算计得失的“理性人”，放到一个个特定的社会环境中，还原为“现实人”一些。从这个角度来看，李培林先生“塑造现实类型”的讲故事方法，反而不显轻浮，更显厚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