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落的终结的读后感大全( 六 ) 社会|李培林|经济|社会学|改造

这是一本运用实证经验和理论分析工具，去解答城中村“是什么”和“为什么”问题的研究著作。研究者的野心不止于此，还希望介入社会现实——回答“怎么做”的问题，即怎样的城中村改造计划是“好”的，是合理的？在再版序言部分，作者提出了渐进式、整治型、以长时间充分博弈为核心的城中村改造方案。问题是，这一渐进式改革的城中村改造方案是基于什么提出的呢？作者并未在原文详细论证。从表面逻辑上看，必然是扎实“客观”的田野研究直接导向了这一改造建议的提出，但是深入分析之，本文认为，作者采纳的经济社会学分析视角、这一深层次的思考逻辑最终导向了渐进式改造方案。下文我将逐步论证，尝试勾连作者的经济社会学视角与渐进式改造方案之间的逻辑关联，并对这一渐进式改造方案提出评价与反思。
（一）经济社会学的研究视角
作为对“经济学帝国主义”[2]的反思与反击，20世纪末诞生了新经济社会学，是经济学与社会学的交叉学科，关注社会群体、结构、制度和文化如何影响行动者的经济行为（周学荣 2006）。作者受到新经济社会学的影响，着重探讨非正式契约，民间借贷行为，民间金融组织等主题，分析理性经济行为如何受到社会规则的形塑与制约，具体体现在如下方面。
首先，作者在研究中采纳了“经济行动的社会嵌入”这一新经济社会学的经典视角，强调经济行动的社会属性、社会嵌入性、和社会构成。嵌入（embeddedness）最早由波兰尼在《大转折》中提出，用以说明前资本主义经济是社会的有机组成，当下的经济理论无法分析之。格兰诺维特则扩展了“嵌入”的概念，现代市场中各种社会因素对经济行为有相当重要、甚至决定性的作用，并区分关系性嵌入（嵌入在个人关系中）和结构性嵌入（经济行动者嵌入在更广阔的社会关系网络）（Granovetter 1985，2000；朱国宏&桂勇 2005）。作者在一篇小文中提到自己如何受到经济社会学的影响。格兰诺维特关于经济活动“嵌入”社会关系网络的理论，以及经济学企业与市场关系的理论被他借用来分析社会结构转型对资源配置的影响。基于此视角，作者建立了《村落的终结》中最重要的前提性假设——羊城村是村落、企业合一的经济组织，嵌入在社会网络之中，并受到启发去寻找“经济生活的社会规则”，例如分析“嵌入性企业”，通过嵌入村落社会关系，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经济效率，尝试联结宏观制度分析与微观行为分析（李培林 2020）。
其次，作者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性人”假定作为立论的靶子，融合社会学“社会人”的假设，解释“理性”产生/被建构的具体情境和过程。行动者追求利益最大化，但其偏好是动态的，是在具体历史、社会与文化情境中的，兼具工具理性和价值追求。在《屋租市场和农民的理性》一章中，作者重新思考了农民追求效益最大化的经济理性，亦或是另类的生存理性，并从过程论的角度指出羊城村过密的建筑格局与异化的经济理性的关系，并重申“农民的真正理性是深深扎根于他们生活所处的社会关系网络之中的。”（李培林 2019：6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