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人读后感100字( 七 ) 英国|英国人|科利|新教|英格兰

《向芬奇雷进军》，威廉·荷加斯，雕版画，作于1750年；画面中心人物是一位整装待发而稍显烦躁的士兵，他将前往北方与查理·爱德华·斯图亚特及其追随者作战。这名士兵被左右两名女子纠缠，她们分别象征着纯洁而有生机的汉诺威王朝和腐朽堕落的斯图亚特王朝。
然而要回答“英国性”的具体概念亦非易事，甚至其最基本的边界也如凯尔特的薄暮若隐若现、晦暗迷离。费尔南·布罗代尔在未竟之作《法兰西的特性》中以两卷篇幅勾勒法国的空间与历史、人民与风物，以年鉴派长、中、短时段的三层结构，他应在未面世的第三卷中为“法国性”——如果存在这种说法的话——提供最终的界定与描述。与之相比“英国性”则幸运得多，琳达·科利以一种几乎相反的方式界定了它：直接回答“英国性是什么”固难，但至少可从“英国性不是什么”来探讨，这种迂回路线不失为殊途同归之举。构成“英国性”的诸多要素中被置于首位的是宗教因素，具体而言即宗教改革以来的新教传统（Protestantism）。值得注意的是，与以往强调17世纪革命的清教色彩相比，作者延展了其关注范围，从而将国教、清教、长老派和路德宗等各新教派的信徒囊括在内，此乃理解本书关键所在，因为这界定无疑指向了某个对立面——天主教徒及其国家。换言之，为了使新联合的大不列颠具有某种同质性，必须人为树立一个“异己”力量，通过对其反复重申以达到界定“不列颠人”的效果。简单来说在18世纪上半叶的语境中，一个人之所以是英国人就在于他或她不是天主教徒。生活于世俗社会的我们，无法想象、甚至不能同情宗教在18世纪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巨大影响，这种影响不仅无所不在，而且不容置疑。英国人对自身新教信仰的自豪感，突出体现在当时一系列宗教及文学作品中——在18世纪这两者常难分彼此。1715年出身非国教徒的大臣艾萨克·沃茨在其出版的圣经赞美诗译本中，曾毫不迟疑地以“大不列颠”取代原文的“耶路撒冷”，直到19世纪初威廉·布莱克的诗中，仍将英格兰称作耶路撒冷。
问题在于，当这种宗教虔信与现实政治合流之时，它们对英国性的形塑就更为彰显，也愈发真切深刻。由于英国在近代史上卓尔不凡的地位，人们普遍相信英国自始即注定将会成功，然而此等“后见之明”肯定得不到18世纪英国民众的赞同：对于他们来说，欧洲最强大的天主教国家法国入侵的威胁时刻存在，天主教统治复辟的阴影如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每个新教徒头上。从1689年到1815年，法国一直是英国霸权最强大、最危险也最持久的竞争者，这一长期对抗始于奥格斯堡同盟战争，中经西班牙和奥地利的王位继承战争、七年战争、北美独立战争，直到滑铁卢战役终结了拿破仑战争才告一段落。更有论者将这一个多世纪的冲突称为“第二次百年战争”，因而1763年后英国虽已基本抵定海洋霸权，观念惯性依旧令人们无法释怀。科利也指出，直到19世纪末许多政治家、军事家和大众权威，仍将法国看作最危险和最明显的敌人，且理由充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