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床医学的诞生经典读后感有感( 三 ) 临床医学的诞生|读后感「问人人知识网」

从福柯个人的轨迹来看，1954年写下《精神病与人格》（1962年更名为《精神病与心理学》）、1961年交出《疯癫与文明：古典时代疯狂史》的他，于1963年出版《临床医学的诞生》，其实并不令人意外。在《临床医学的诞生》中，福柯将注意力放在了“医学经验话语”之上，他发现，“当时这种话语在内容上的变化远远小于在体系形式方面的变化”，也即，临床医学采用的是一种“‘实证科学’语言” 。
在前现代时期，我们对身体和疾病的描述，往往充斥着许多“迷雾”：借助各式各样的隐喻，并往往以形象化的语言呈现。不过，到了近代，随着自然科学的兴起，这种情况有所改变，特别是在实证科学愈发具有话语权时。那时，我们的语言，特别是医学语言，都并非“具有质的精确性，把我们的目光引向一个具有稳定可见性的世界”，而是“缺乏任何感官知觉的基础”，充其量是“一种幻想的语言” 。福柯要追问的就是，我们如何实现了从具体到抽象的话语转变，以及转变过程中的权力关系“位移” 。
现代医学的基础是实证科学，是自诩价值中立的客观研究。然而，在福柯看来，现代医学所仰仗的经验主义，“并不是对可见物的绝对价值的发现，也不是基于对各种体系及其幻想的坚决摒弃，而是基于对那种明显和隐蔽的空间的重组” 。换言之，现代医学通过一个又一个冷冰冰的概念和词语，貌似真实地定义了我们的身体，从而获得对身体的言说支配权，出于个体的经验描述，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得不服从。
在阐释的过程中，福柯或多或少保留了自己素来的批判锋芒，比如“老式医学人道主义”的消退，患者被还原成了一个个有待治愈的器官。但是，他也承认，“正是由于这种形式上的深度重组，而不是由于抛弃了各种理论和陈旧体系，才使临床医学经验有可能存在”，显然，我们中的多数人都受益于此。
这就是福柯！他往往能从司空见惯的实体和组织中找到值得探索的重大议题，从而发掘现代（文明）社会得以建立的基础：往往是塑造、规训现代、理性和文明的敌人，疯癫、非理性。在这里，很难不联系到中医的发展情况。相比西医，中医在今日的世界显得有些格格不入，它是否也能实现自己的现代转型呢？中医的概念，比如“肝火”、“脾虚”，是否需要并可以转化为更抽象的医学概念呢？
《临床医学的诞生》读后感(四)：福柯《临床医学的诞生》主线索论稿
福柯开篇便说“这是一部关于空间、语言和死亡的著作” 。这句话直接告诉读者解读文本的三条路径，即空间、语言和死亡。
“空间”表现为医疗对象在疾病与患者之间的关系。在医学史上存在着疾病的三次空间化：（1）第一次空间化：临床医学诞生之前，治疗疾病最为重要的是确定疾病的种类。福柯引基利贝尔《医学的无政府状态》“在没有确定疾病的种类之前，绝不要治疗这种疾病。”（p2）疾病被人们抽象出来，事先划归进科、属、种的等级系列，从而形成一幅帮助我们了解和记住疾病的图表。这是一种将患者作为疾病载体，而关注特殊性之上普遍性的目光。所以显而易见，个体被忽视，医学实际是疾病学。福柯的结论也是如此，“通过第一次空间化的作用，分类医学把疾病置于同系的领域，个人在那里没有任何正面地位。”（p16）（2）第二次空间化：使疾病与患者本身的躯体发生联系。在图表中标示出来的疾病，在患者的身体中遭遇的却是完全不同的构型的空间。显然，抽象总结出来的疾病种类并不可能原模原样地还原到每一个患此病的患者身上，在观察中，医生发现“在这个任疾病自由流动的人体空间里，疾病会经历各种转移和变形。”（p10）如果不把病症同患者的个体状况联系在一起，又如何对两者进行区分？因此，分类医学逐渐重新关注个人。通过疾病的第二次空间化，“医生和患者被卷入一种前所未有的亲密关系中。”（p16）（3）第三次空间化：第三次空间化可以称得上是真正的“空间化”，因为在除了患者与医生的二元关系外，还引入了政治、社会等因素，可以说，医学进入了公共领域，成为组成政治的一个部分。“一个特定社会圈定一种疾病，对其进行医学干涉，将其封闭起来，并划出封闭的、特殊的区域，或者按照最有利的方式将其毫无遗漏地分配给各个治疗中心。”这实际上解释了医院的诞生，而医院作为一个在疾病方面的权力机构，必然导致分类医学的衰亡。“疾病的第三次空间化富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因为它绝不仅仅是医疗问题，而且集中体现了政治、经济、社会的综合问题，甚至形成了与前两种空间化相对抗的医疗实践和医疗机构，具有更强的制度功能。”（于奇智《凝视之爱：福柯医学历史哲学论稿》）疾病在完成三次空间化以后和政治产生了联系，并由个人支配变为由权力支配，随之“与文明一样，医院是一个人造的场所。疾病被移植到那里后，就可能丧失其基本特征。”（p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