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床医学的诞生经典读后感有感( 六 ) 临床医学的诞生|读后感

其实福柯讨论的也就是权力。序言开篇第一句话本书是关于空间，语言和死亡。哦对了，还有目视。要说福柯的比较创新的点子，就在于他对目视的重视，这以后在《规训与惩罚》中被发展成规训的手段之一（我对此深有体会）；当然还有他对空间的重视，《规》中也有。在一次采访中他本人就提出建筑是政治，为政治，为权力所服务。还有肉体，这应该算能体现福柯天才式的洞见了，most original. 而在这本书中，这几个点都是福柯用以分析的手段。其实说医学经验，医学感知，说的也就是医学目视，这种目视的发展，改变，最终就是临床医学的出现了
先到这里
再次回到这个问题：是什么让临床医学得以可能？更准确的说，疾病在人体内部滋生，身体内部的隐晦性以及复杂的器官内脏，在这样的条件下，医学何以建立起客观的基础？更广泛地说，人类使自身成为科学对象，话语对象，这个过程中，到底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这也是福柯一生所关注的问题。
大概的关系是这样的：医学向实证主义的转变，目视成为权威，可视性成为原则，客观性（objectivity）就有了保障，肉体的晦涩被驱散，理性话语与肉体空间的结合。这不意味着医生们有意识地抛弃了理论，开始转向感知，或是不再耽于幻想，转向理性之类的，人们通常的看法，而是因为医学上的一场结构的变化，可见与不可见的关系的变化，一场深刻的改变：
“It is this formal reorganization, in depth, rather than the abandonment of theories and old systems, that made clinical experience possible” （英译版序言xiv页）
：具体的reorganization 在xviii页。
在十八世纪末，临床医学提出了一个反亚里士多德命题：关于个体的知识。这应该标志了解剖临床医学和早期临床医学的断裂。我们慢慢找，就会发现为何会是如此。这是个不错的入手点。
首先是病理解剖学的发现。人们说，这是新的医学精神的开端，实证精神的高潮，是人类打破宗教道德对尸体解剖的偏见的胜利。事实是如此吗？当然不是，宗教才不管你这些医学的东西呢，福柯讥笑地给这种解释起了个名字：一个战斗受难的解剖学教派的形象。问题在于，既然尸体解剖早已存在，为何到了十八世纪末它才让新的临床医学得以出现？
（吐槽一下，福柯什么毛病，各种十九世纪的临床医学所带来的变化（话语，技术等），随地散落在书中；你想找一找哪些变化，***还不好找！）
回到问题。其原因在于，解剖和早期的临床医学之间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后者主要关心的事时间，频率（frequencies）等，而解剖则关注于无时间性的尸体，病灶（locales）和原因。直到四十年后，比夏引入了组织的观察，两者的组合——解剖—临床医学，才成为可能（应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