庐陵文化的文化内涵什么是庐陵文化( 四 ) 韶关诗社

”（曾安止《禾谱》序）就是说，在宋代，吉泰平原就已成为赣中粮仓。
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年），时任泰和县令的黄庭坚曾深入山区，考察民情，作诗10余首，有“清风源里有人家，牛羊在山亦桑麻”句；宋绍兴年间（1131一1162年）诗人张孝祥进入清江、新淦境内，见“沃址百里，黄云际天”，感叹“他处未有也”，并赋诗：“野水弥漫欲涨川，稻云烘日更连天…黄犊眠处高树荫，白鸡啼时远炊烟。
”
农耕文化发达的标志之一是宋哲宗时，泰和人曾安止撰写了农学专著《禾谱》。
仅从残存书稿来看，就已记录当时吉泰平原栽种的50多个水稻品种。
苏轼贬往岭南，过泰和，得见此书，惜其只记农作物而未记农器具：“过庐陵见宣德郎曾安止，出所作《禾谱》，文既温雅，事亦详实，惜其所缺，未谱农器也。
”于是东坡先生将他在湖北武昌见过的农器具秧马描绘一番，并作《秧马歌》附《禾谱》之末。
到南宋时，曾安止侄孙曾之谨“追述东坡作歌之志”，撰《农器谱》与《禾谱》配套，并寄给当时大诗人陆游，陆游赋诗感叹农艺农事不为世人所重。
曾氏祖孙能在那个重功名仕途的年代总结农业科学,并因此与当时文坛大家建立友谊，是吉安农耕文化的骄傲！还有麻、桑、茶、果的栽种，代有珍品，时有贡品。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曾指出：“野蛮时代的初级阶段是从陶嚣的应用开始的。
”陶的应用对人类文明的意义实在太大了，在漫长的古代社会，铜、铁应用有限，日常生活的大量器具是陶瓷，是须臾不可离的。
吉安市陶瓷文化起源于新石器时代，青原区河东镇庄塘村东的案山，出土了印纹陶片。
沉睡在吉安市天玉乡簸箕岭上的千年临江古窑，是目前中国已发掘的最大古窑作坊遗址，它再现的制姿工艺全过程，能让人想象到昔日吉安瓷业的辉煌。
为保存这一对研究中国陶瓷史有重要价值的文化遗址，天字第一号的国家工程一京九铁路不惜改道。
最有名的还是座落在赣江西侧吉安县永和镇的吉州窑，又称东昌窑、永和窑。
永和原属泰和，泰和谓西昌，故永和古称东昌。
到宋代因其陶瓷业发达而成为天下名镇之一，永和窑群中最出名有5家，5家中又以舒姓父女的“舒窑”价最高，特别是舒翁之女舒娇的陶瓷制品几乎与当时天下最有名、“一瓶一钵，动辄十数金”的浙江龙泉“哥窑”等价。
到南宋时，吉州窑烧制的紫黑釉瓷别具特色，其纹饰手法多种多样。
吉州窑这个时期的代表作至今尚被日本等国收藏为国宝。
吉州窑后来衰落了，但许多技术工人去了景德镇，对那里的陶瓷业发展起了很大作用，《景德镇陶录》说：“今景德镇陶工故多永和人”，因此也有“先有永和镇，后有景德镇”这么一种说法。
庐陵手工制作业历史悠久，成就辉煌，造纸、陶瓷、造船、纺织印染和建筑业尤为突出。
吉州向朝廷进贡的土特产中，有唐开元年间以水苔为原料的纸品陟麓，有宋代以山竹为主原料生产的吉州竹纸。
古吉州城南郊的永和镇瓷窑始于唐五代，盛于南北宋，衰于元末，至今遗存24个窑包。
商贸业和手工业是一对孪生兄弟。
自古“吉安老表一把伞，走出家门当老板” 。
湖广、云贵川通都大邑，都设有庐陵同乡会和会馆。
庐陵商帮主要经营绸缎布匹，南北杂货，也开典当钱庄。
庐陵人周富九是上海的大富商。
清初，吉安商人刘尔凯，在武汉、长沙拥有数百的商号和工厂。
乾隆皇帝封他为大夫。
他在家乡建造民房60幢、大祠堂5座。
历史上庐陵商人曾修过一条青石板路，从吉安通湖广。
路上，十里一亭，遇江建桥，遇河设渡。
千里赣江，舟楫如织，诏书、政令驰往百越，贡品、使臣呈向天阙，贬官商贾，戍卒举子，艺人浪人熙来攘往，给封闭的内陆吉安的农耕文化带来了人才流动、货物流动、信息流动，还有观念冲击，从而惠及了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
它从万安良口入境到新干三湖出境，纵贯6县1市，全长264公里，它千年流淌，不舍昼夜，不但养育了两岸儿女，更主要的是在陆路、空中交通尚不发达的中古社会，曾是沟通中原与南粤，直至通向海外的主要交通。
赣江的便利，除了军用、客用，更主要还是货运。
自唐武德元年（618年）赣江清运就很发达，吉安市作为赣江中游的航运码头，曾是货物集散地，这也刺激了吉安的造船业。

庐陵文化的文化内涵 什么是庐陵文化( 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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