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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言诗
五言诗作为一种独立的诗体，大约起源于西汉，而在东汉末年趋于成熟。当然，《诗经》中早就有五言的句子，如《国风·召南·行露》：“谁谓雀无角，何以穿我屋？谁谓女无家，何以速我狱？”汉魏六朝时期的诗作多以五言为主，说明五言诗形成于此一时期。五言的句式是在四言的基础上每句增加一个字，在句子的节奏上增加了一拍，形成了二二一或二一二的节拍群。由于不同节奏在诗中交错运用，就使句式更富于变化，更具有音乐感。另外，由四言变为五言，使句子在语法成分上增加了容量，使一个句子可以容纳主语、谓语或主语、谓语、宾语同时出现，从而增强了句子的表现力。历史上的诗作总量，以五言诗为最多。唐人写有大量的五言古风及五言律绝，如李白、杜甫等人的作品。五言诗以首句不入韵为常式，间或有首句入韵的。五言古风多是一韵到底，甚少换韵，这与五言律绝相似。
六言诗
六言诗也是旧诗的一种体裁，只是全诗都是六个字一句，不太流行。六言诗在《诗经》中已有萌芽，后代诗人也偶尔写过六言四句的短诗，如王维的《田园乐》：桃红复含宿雨，柳绿更带朝烟。花落家童未归，莺啼山客犹眠。
七言诗
七言诗全诗每句七字或以七字句为主，起源于先秦和汉代的民间歌谣。汉、魏之际七言诗极少，南北朝至隋代渐有发展，到了唐代，才真正发达起来，成为我国古典诗歌又一种主要形式。七言诗包括七言古诗（简称七古）、七言律诗（简称七律）和七言绝句（简称七绝）。
杂言诗
杂言诗是古体诗的一种，最初出于乐府。诗中各句字数长短间杂，无一定标准，最短仅一字，长句有达九、十字以上者，以三、四、五、七字相间者为多。杂言诗的特点是形式比较自由，便于无所拘束地表达思想感情。有时还夹用少数散文句式。如汉乐府“铙歌十八曲”和“相和歌辞”中的《东门行》、《妇病行》、《孤儿行》等。后世文人写作古题乐府，以及由古乐府体变化而来的长篇歌行体，一般都采用杂言体形式。如李白的《襄阳歌》，杜甫的《兵车行》等。
无题诗
我国古代诗歌中，常常有以“无题”为题的诗篇。无题胜有题，之所以用“无题”做题目，是因为作者不便于或不想直接用题目来显露诗歌的主旨。这样的诗，往往寄托着作者难言的隐痛、莫名的情思、苦涩的情怀、执著的追求等。“无题”诗始于唐代，以李商隐的无题诗最为有名，后人作诗也常常沿用此题。
自由体诗
自由体诗是近代发展起来的一种区别于传统格律诗的新诗体。它包括狭义的自由诗、民歌体诗和散文诗等，与格律诗的主要区别是没有严格的格律限制。
在我国，自由诗指的是“五四”以来文人创作的白话诗，它受外国近代诗的影响较大，主要特点是：不受格律限制，无固定格式；注重自然的、内在的节奏，在内容、形式和表现方法等方面都很自由；押大致相近的韵或不押韵，字数、行数、句式、音调不受约束；注重创新，语言通俗。
民歌体诗指人民创作的新民歌和诗人创作的具有民歌风味的新诗，这类诗感情真挚朴素，形式短小精悍，语言自然诙谐，风格朴实清新，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
散文诗是将诗的特点与散文的自由形式熔于一炉的新诗体，它既有诗的意境和激情，又有散文的自由和灵活，篇幅短小，注重自然的节奏感和音乐美。
散文诗与格律诗不同，也与自由诗有别，它是用散文形式写成的诗歌作品。散文诗顾名思义，介于散文与诗之间。从形式上看，它是散文，一般不用分行，也很少押韵；从内容上看，它又是诗，讲究意境，富于感情，饱含哲理。鲁迅的《野草》、屠格涅夫的《爱之路》等，均是散文诗的名篇。
唐宋词概说
词初名曲、曲子、曲子词。简称“词”，又名乐府、近体乐府、乐章、琴趣，还被称作诗余、歌曲、长短句。归纳起来，这许多名称主要是分别说明词与音乐的密切关系及其与传统诗歌不同的形式特征。
我国古代诗乐一体，“诗三百篇”与汉魏六朝乐府诗大都是合于音乐而可歌唱的。“乐府”原为汉时政府音乐机构之名。汉以后的五、七言古体诗和唐以后的近体诗始为徒诗而不可歌。唐人的拟乐府古题与新乐府不再合乐，实为古体诗了。唐代绝句也有可配乐歌唱的，或称“唐人乐府”，有时与词相混，如《阳关曲》《杨柳枝》等，也被作为词调名。
唐宋之词，系配合新兴乐曲而唱的歌词，可说是前代乐府民歌的变种。当时新兴乐曲主要系民间乐曲和边疆少数民族及域外传入的曲调，其章节抑扬亢坠、变化多端，与以“中和”为主的传统音乐大异其趣；歌词的句式也随之长短、错落、奇偶相间，比起大体整齐的传统古近体诗歌来大有发展，具有特殊的表现力。曲子词、近体乐府、诗余、长短句之名由此而得。作词一般是按照某种乐调曲拍之谱填制歌词。曲调的名称如〔菩萨蛮〕〔蝶恋花〕〔念奴娇〕等叫做“词调”或“词牌”，按照词调作词称为“倚声”或“填词” 。宋词唱法虽早已失传，但读者当时的倚声或后来依谱所填的词，仍然可以从其字里行间感受到音乐节奏之美，或缠绵婉转，或闲雅幽远，或慷慨激昂，或沉郁顿挫，令人回肠荡气，别有一种感染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