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途汽车上的笔记》读后感锦集( 十 ) 老孙|孙文|诗歌|觉得|长诗|写作

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再来谈论“整体的经验主义”，就一行的例证——萧开愚《内地研究》和孙文波《长途汽车上的笔记》——而言，这个概念主要是用来概括以“芜杂的经验主义”风格写成的综合性的长诗。在这里，“整体”一词一方面相对“局部”而言，指对“当代中国的整体图景”的书写。第二个方面，“整体”乃是作为经验之本源的“统一性”或“差异之聚集” 。[9]此处，一行借鉴黑格尔哲学的表述方式，将“经验主义诗歌”划分为三种意识层级，分别是直接性的经验主义，否定性的经验主义诗歌和“整体性的经验主义”，在直接性的经验主义中诗人对经验缺乏反省，在否定性的经验主义中诗人的理性对经验进行拆解，导向了反讽、怀疑主义，也是整个现代派以来“内在性”的根源，而在第三个阶段，完成了黑格尔式的“否定之否定”，经验重新对自己的位置进行了肯定。
《长途汽车上的笔记》不是那种能够凝聚事物、重组秩序的诗，也没有某种形而上的框架；尽管兼有“感怀、咏物、山水诗”的功能，然而作者的主体位置过于散漫和平常，以至于其所铺垫开来的事物并未拱卫到某个不管是虚置还是实有其物的中心。作为微观叙事，它的政治潜能也是不可见的。笔者并非质疑某种“后现代版本”的长诗。作为示范，《诗章》也许已经兼具了现代和后现代。我们注意到，感怀、咏物、山水诗实际上是古典诗歌的亚类型，但孙文波在现实和传统之间的穿梭，并未建立在严格的“历史对位法”规律之上（张伟栋评肖开愚、欧阳江河、张枣曾有此语），他无意于在传统与现代的诗意空间之间制造平行且互相独立的效果，相反，古今之间是彼此穿插混成的。这是艾略特所说的“传统的现在性”，同时也是现在的传统性，即我们不是经由五四新文化运动与过去割裂的，而是把古典的风景内置在我们当代的商品化、萧索化的乡镇现实的。
笔者认为，这种长诗风格已经不是知识分子-民间的对立或“后口语诗”之类的陈旧框架所能讨论，相反，我们应该认识到，在不同的代际，关于长诗写作的某种共识是正被迅速达成的。比如王敖的《长征》……这些诗不再存在精神上的向上牵引力，不再渴望远方、乌托邦、灵魂、本质、彼岸……如果存在孙文波的长诗和臧棣、王敖的长诗的差别，那么这种差别存在于孙文波是“一锄头接一锄头”地写的，他的异质扭结语型和历史想象力并未走向能指滑动、消解历深度的后现代模型。[10]
杜甫、陶渊明显然存在可见的影响。作者在每节四行、每首四节的模子内确实想回返到中国古典传统的一些形式细节。这样的努力是值得被提及的，尤其是当读者注意到其内容的旁征博引，枝蔓杂处，它何不写成一种自由体的诗节呢，考虑到人们已经习惯了用形式上的破坏力来隐喻内容本身的琐屑，这样的方式似乎是更加“现代”的。但这种内容之驳杂与形式之整饬间的紧张，倒并非孙文波首创，比如闻一多在《死水》中，就用结构精巧的“豆腐干”文体与肮脏滞拙的观察对象之间制造了高度的反差。在孙文波这里，诗体是一种不严谨的、建构中的四行体，它在顿和节拍的考虑上并不严格，顶多能够被称作“规模相当”，这是孙文波包括《节目单》在内的作品的共同特征，尽管这种不严格也被他的同时代写作者所共享。但似乎只有孙文波稳定地把四行体（或作为其倍数的八行体，就像在《节目单》中）作为主要的诗歌形式，而且其宽度往往超过高度，看起来肥硕、稳定、大气。对于这一点，柯雷的分析很有启示（尽管同样是在分析《节目单》时作出的，那时孙文波的长诗《长途汽车上的笔记》尚未问世）：“作为宽度超过高度、井井有条、稳定的块状排列，《节目单》看起来稳固规整，甚至单调、重复、拖沓。《节目单》的外观流露出诗人一种耐心的坚持，而我们很快就会发现，它的声音也是如此。”[11]在1995年的“中型诗”《祖国之书，或其他》中，作者使用了七行诗节的模式，其长宽比也具有类似的性质。相比而言，柏桦的《水绘仙侣》中的大规模注释，西川《万寿》泥沙俱下的札记，在文体上的考虑就不是孙文波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