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途汽车上的笔记》读后感锦集( 七 ) 老孙|孙文|诗歌|觉得|长诗|写作「问人人知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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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文波对于长诗有自己的省思，体现在这部诗集的后记中，也许还有别的地方，笔者目前未及梳理其已发表的所有作品。
其后记也算是某种自我批评。孙文波提到了黑格尔与爱伦·坡——为长诗辩护必须对话的两个重量级选手。然而这种一笔带过的涉及，尽管作为诗人札记而言是已经足够了，但作为溯源和澄清的批评工作而言，显然是不充分的。孙文波提到：
从这个意义上讲，尽管这部诗被冠以“笔记”之名，但它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旅行笔记，而是通过对旅行中所见所闻的描述，来表达人面对山川、河流、现实、历史时的种种思考。在这一过程中，我自己认为最重要的是，我并没有将如此篇幅的一部诗写成单纯的记事诗，而是在符合当代诗对语言、形式、结构的要求下，使之呈现出了独立的本文特征。如果要我自己来评价，我会说：这是一部具有开放性的作品。
人们或许会问，什么叫作品的开放性。我的意思是，虽然这是一部描述旅行的诗，但是它并非单纯的描述，而是运用了戏剧化、抒情意识、哲学沉思等写作方法。正是这些现代诗手法的使用，使得它在时间与空间的处理上，变得灵活，从而增加了诗的层次感、包容力，和向纵深处伸展的可能。最终带来了作品“构成”的复杂性。
其中一些关键的表达，如“开放性”“复杂性”，在这些年孙文波的诗歌思想中是被持续表述的。然而我读完整体上的阅读感受是，哪怕是作者如此陈述的目标，也是未被完成的，用作者自己的辩护词——它是“开放”的。
我试着通过孙文波其他地方的言论来重新理解他的《长途汽车上的笔记》，后来果然找到了不少，比如在《洞背笔记》第9条，他写道：
面对还在写的、我一直引为同道并尊重的诗人，我早已经不把他们写出了好诗当作一种要求。我其实根本不关心他们今天，或者明天是不是写出了一首好诗。对于我来说，写出了好诗还是没有写好，一点都不重要。在我这里，真正重要的是，他们的写作呈现出了什么样的可以被称之为“重要性”的特质。以及他们的写作是不是从建设的意义上为诗歌带来了什么。也正因为如此，对于我来说，写坏了的诗亦成为他们写作中重要的，也许是最重要的构成部分。因为，就我看到的情况而言，正是在写坏了的情况下，他们呈现给我们的是诗歌在当代发展中的思考，是一种寻找新可能性的路径的努力。[2]
在这个意义上，孙文波遵循的是胡适式的实验主义。这种态度是朴素的，也是可敬的低姿态的。作为文学理论，作为能够指导实践、推进实践的艾略特式的“批评的纠正”，我们的长诗认知在大范围内还是不足的。所以，这里不必怪罪作为诗人已经尽职的孙文波。长诗写作的困境是一直存在的，近年更成为中国文学人物们心中隐匿的阿喀琉斯之踵。具体可以参考臧棣对于当代诗歌之中长诗困境的讨论，其中一些个人意见是值得重视的，比如他认为：“作为一种体裁，长诗已经被以前的诗歌语言耗尽了。如果要写的话，很可能就变成凭个人的抱负坚持下去的东西。或者，一种意志的较量。长诗的写作，还要有一个诗歌文化来支撑。”臧棣强调西方长诗背后的宗教因素和劳作精神，而中国文学的优势在于抒情诗和短篇小说，“我必须强调，长诗和西方的传统之间有着很深的对应关系。而在我们的诗歌传统中，同样的对应关系只存在于短诗和传统之间。”[3] 。我记得翟永明也对这个问题有所思考，发表在《诗刊》上，尽管是更为轻微的论述。[4]这些思考都不是系统性的。姜涛的《“历史想象力”如何可能》以更为问题化的方式对四个长诗文本——柏桦的《水绘仙侣》、西川的《万寿》、肖开愚的《内地研究》、欧阳江河的《凤凰》进行了诗学批评。[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