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途汽车上的笔记》读后感锦集( 四 ) 老孙|孙文|诗歌|觉得|长诗|写作

所以我们看他的《洞背夜宴》这些诗，的确在语言上，如果对于一个本身有某种固定化对现代诗的期待和理解的读者来说，这些诗的确会产生本体性的，你说这是诗吗？但是其实这里头有老孙非常自觉的一个，我是要去尝试语言的放纵，但是其实不是任何人可以用这种语言的放纵来为自己诗歌的失败，对于很多人来说，如果他用语言的放纵来展开他的写作，可能他的诗是不能成立的，但是的确在文波的这些作品中间，一方面的确看上去他的结构方式里头有很多可以看到是有意为之的放纵，但是又使得这个诗不至于看上去完全失去了他的边界，这里头跟老孙这些年的写作里头又有一种内在的稳定，有他自身的写作秩序有关系，所以这就构成我觉得文波的写作，其实你可以看到他有一动一静的过程。
最早的时候在成都，从他当时的诗集名字就可以看出来，他是过着一种非常受限制的生活，但是由于阅读、由于写作，是朝向更广大的世界展开，当他没有办法让身体能够摆脱限制的时候，至少可以通过想象、通过阅读、通过写作来实现这种地图上的旅行，所以他很多的作品会以那样一种移动的方式来展开，但是后头到上苑的时候，其实是一个很固定化的，在上苑那个位置上来展开他的思考和抒情，到《新山水诗》和长春西山的时候，再一次是一个高度移动的状态，现在在洞背阶段又再次到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所以好像也构成了某种自身的写作历程的节奏，这个节奏里头，我觉得还有很多其实可以去在这个线索中间理解的地方。
《长途汽车上的笔记》读后感(二)：关于长诗的限度，以及“短诗的杂合体”诸问题
作为一位成熟的当代诗人，孙文波（1959年生）笔耕不辍，至少在六十岁后还能够持续给人启发，在朴素的风格中坚持诗歌的理性思考以及总体性功能，而不是后语言的诗歌操练，这样的诗人是值得作为“朋友”的。
孙文波不是一个启蒙主义的诗人，但是他的诗歌也许能够作为某种“启蒙”读物，帮助一般读者廓清关于诗歌的各种刻板化“陈规陋习”，这方面很多个性更加出挑的诗人都是某种诗歌神话的加固者和沿袭者。而孙文波的朴素、简洁、自我质疑、自视不高的语调，给读者提供了反省的余地，也使后来者能够在这个相对较低、也是人人可及的起点上推进诗歌写作，而不会感到仓促、逼仄或被冒犯。
我们可能不需要把诗歌作为某种特定类型人群的公共事业，而是在不划分敌我的前提下，如同在谈论语言一样谈论诗歌。或者更准确地说，孙文波的启示就在于，他对待诗歌，就像我们一般人对待语言一样，在他的诗中，我们读到了俄罗斯形式主义者的“日常语言”而不是“诗性语言” 。语言是交际的、诗性的、语境化的、媒介性的、吵架骂娘的，是及物的也是非及物的……如果我们接受布拉格学派雅各布森的结构主义表述，认同语言有六种功能，诗性语言只是语言的一方面。孙文波能够相对平和地接受诗歌就是语言这一认识前提——因此也内置了其复杂性、混沌和不够“纯洁”的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