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途汽车上的笔记》读后感锦集( 五 ) 老孙|孙文|诗歌|觉得|长诗|写作

语言不仅仅是我们用来描述唯美事物的，不仅仅是心灵速写，不仅仅是载道、美刺的工具，不仅仅是自反性的。孙文波的诗作涉及到了所有这些方面，然而并未急于把其中一个方面推进到特殊的地方。这是他的局限性所在，也是他给语言重新建立的均衡感，是他对汉语诗歌的贡献。
笔者阅读《长途汽车上的笔记》过程中，首先感受到的是孙文波诗歌庞杂、混沌中的清晰。也许用肖开愚发明的“及物写作”概念，能够更准确地阐释孙文波的写作。他的言之有物的确切性，回到了关于诗歌的某种更为保守、因而也更易达成共识的起点：诗歌的创新要在语言秩序之内进行，我们不能颠覆语法结构，在很大程度上不能生造词语，我们只能在传统的限度内发明对词语和句法的使用方法。否则，我们就可能丧失部分读者，更容易导向诗歌接近巫术和玄学的结论。而九十年代的倡导叙事性和及物写作，某种程度上正是为了反思八十年代诗歌所造成的“误区” 。我们能够相对平和地阅读孙文波的诗作，部分原因也在于他是九十年代遗产的继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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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途汽车上的笔记》就像一本普通的消闲读物，在“上架建议”上留着未被填写的空白。或者，空白本身也是一种出于“营销”目的的标签，但读者对此诗集的阅读确实是相对无法预测的，它的展开方式在最后一行结束之前都是未定的。这种低预期，符合诗人孙文波的主观设定：他写的是“笔记”，是意识在世界之间旅行的草图，而不是某种文体内规定之物。如果我们要找到近似物，那么只能说，一方面，他考虑到了苏轼（作为《游石钟山记》、前后《赤壁赋》及一系列山水诗文的作者）、范成大的田园诗、徐霞客的游记以及诸如此类的中国古代文学传统，另一方面，他面对着西方近代伴随经济发展与帝国扩张而诞生的修养小说、华兹华斯式的地理叙事-抒情诗传统，此外，还有二十世纪初期作为现代诗的奠基者庞德和T. S. 艾略特的美学和总体意图。
初看起来，孙文波之写作《长途汽车上的笔记》，有点像朱朱写的《清河县》系列，都是“中年写作”的尝试：充满耐心和形式的馈赠，将写作看作一个长期的过程，思维专注，全诗有高度的设计感。尽管朱朱的《清河县》作为当代写作长诗的某种典范，在长度上是不及是孙文波的作品的。二者都是某种意义上精雕细琢的结果，至少在时间投入上是这样的；它们都达到了某种层次的复调。
在这样的写作范式中，我们告别八十年代的史诗“冲刺”已经很远了。因为这种写作上的复沓、耐心和过程感（往往是数年深思熟虑的产物），也使这些长诗区别于一两百行的“中型诗”——后者在构思和写作上往往是更加短时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