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途汽车上的笔记》读后感锦集( 六 ) 老孙|孙文|诗歌|觉得|长诗|写作

朱朱的作品开启了当代长诗写作的一种风格原型。但准确地说，这是系列诗，而不是长诗或史诗。尽管命名为“长诗”是无伤大雅的，但是它也是不准确的。如果《序曲》算长诗，《荒原》《四个四重奏》《杜伊诺哀歌》算长诗，《海滨墓园》《牧神的午后》也是长诗，那么多少行数才成其为长？《阿纳巴斯》《凸透镜中的自画像》是长诗吗？长诗仅仅行数足够长就可以了吗？这是一个聚讼不已、但也缺乏核心问题意识的争论。如果要指称到“史诗”，那么问题甚至更复杂。
笔者认为，朱朱能够在大体上可被称作“普遍接受”的语感、风格和文体意识中推进长诗，提供了一种至少在修辞上无可指摘的模范，尽管在其他方面并非是不可置疑的。而围绕孙文波的这组《长途汽车上的笔记》，相应的争议和困难，以及相当规模的野心、探索性和勘测性，似乎要大得多。朱朱的诗可能像人们谈论起艾米莉和安妮·勃朗特的虚构空间时所说的“异世界”（Paracosm）——参见他们的贡达尔（Gondal）系列诗文——换言之，大体上从头脑或虚构作品延伸出的某种想象性的私人幻景。正因为它是想象性的、与现实平行的，所以在它的世界和现实之间并不存在“游记”式的辩证关系。而后者似乎是近世以来长诗的基本元素，无论是《序曲》《唐璜》，还是《诗章》《伐木者，醒来吧》，它们都有某种“徒步”或“亲历”“见证”的模型。当然，也有亨利·米肖的《深渊之旅》（Journeys into the abyss）这样的例外。但是朱朱的诗歌显然缺乏这样的探索性和拓展感，营造某种氛围和“主题公园”的世界观才是它优胜的地方。
笔者只是作为闲笔提到自己最近读到的这两部作品，也许《清河县》和《长途汽车上的笔记》之间并无除了长短之外的任何关联，这里的对比也是粗糙的。总体而言，孙文波把问题意识放在一个我们称作“现代诗”的写作平面上，并想要用断章、碎片、摘要的诗歌装置来构造它。举例来说，他所重新启用的“山水诗”，首先意指中国古典诗歌之中一个持续受到关注的亚类型，在其中他发现了“即兴处理题材的能力”[1]，而在当代诗中，这种能力是被压抑的。而孙文波之重新启用这一传统，就包含着对传统的“恢复”这一作者意图。
然而，现代诗的压力本身也是另一项债务，庞德、艾略特所完成的——在极小篇幅内置入高信息密度的作品，使得一种跟即兴（以及跟音乐性、预设诗体）相反的能力被加倍突出，这时候，我们更强调诗歌回应现代生活困境的能力。同时，现代诗本身的“新山水诗”传统也正在生成，这构成孙文波作品不得不对话的“环境”，尽管它有时候不构成“影响的焦虑”，但却构成“中国文学场”的一部分。在诸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游记、写实主义文学、山水诗中的“再现”与及物/即物能力也是需要被再次思考的。因此“非即兴性”成为孙文波此诗迫切处理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