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途汽车上的笔记》读后感锦集( 八 ) 老孙|孙文|诗歌|觉得|长诗|写作「问人人知识网」

八十年代的长诗观是粗糙的浪漫主义的，以海子、江河、欧阳江河、西川等人为代表。后来在谢冕主编的一本结集为《与死亡对称》（1993年出版）的长诗和组诗选集中，对新时期初期以来长诗写作的进展有一次回顾。再后来，仍然继续写作长诗的人之中，西川的观点是有代表性的，而其症候也可从其“伪哲学”这一有名概念中侦查出来；或可从欧阳江河的《计划经济时代的爱情》的文本之中发现相关的奥秘。“伪哲学”基本修辞法的时代特征在于，经过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存在主义、后现代主义、新马克思主义、市场经济、清除精神污染种种命名法的反复洗礼，汉语的诗性构词包括传统诗学本身已经被边缘化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而这个时候，尤其在一些具有类似抱负的史诗作者笔下，对“伪哲学”的使用就成为顺理成章的诗歌美学生成装置，通过诡辩、悖论、似是而非、假问题、戏仿等，诗歌得以用食人主义的态度吞噬大量的时髦观念和词汇，而这种拿来主义、打破边界的过程，也导致了一个时期内诗歌身体的消化不良。
简单地说，一个诗人被认为不需要哲学素养，而只是在文学写作的尽职范围内，对包括哲学在内的自然科学、经济学、政治学、日常生活土语、行话、朋友的谈吐进行马赛克主义的拼贴、涂鸦、重构。这个时候，我们提到的唯物主义以及诸如此类的“主义”——出现在包括孙文波、肖开愚和欧阳江河在内的作品中，也是诗人无法跳脱的外包语言基因——就不再是某种宏大叙事系统的代名词，而是作为“闪闪发光的细节”（庞德在《诗章》中发明的某种史诗诗人处理历史的方法）被缝合在单个文本中。各个场域的语言杂耍式地、平面化地与场域外的词汇处于共存状态。那是被削平了意识形态涵义的后现代语言杂技演出。我们在其中能够或者过窄、或者过于放大语境地使用一些模糊的、短期内难以梳理其历史脉络和使用界限的术语，并把它们转化为思考能力的相关物，而在诗性许可证的限度内，这一切快速地被允许了。
具体在孙文波的诗中，这种现象仍然是持续存在的。《长途汽车上的笔记》内置于关于长诗写作困难和“新山水诗”的问题系之中，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相关作品大规模涌现所导致的“影响的焦虑” 。胡续冬就曾指出《祖国之书，或其他》这一“中型诗”（小长诗）的写作在结构安排上受到帕斯《太阳石》的影响。[6]在当时，艾略特的《荒原》、聂鲁达的《诗歌总集》已经译出，尚未被翻译的《诗章》（埃兹拉·庞德）《奥麦罗斯》（德里克·沃尔科特）《佩特森》（威廉斯·卡洛斯·威廉姆斯）也正被广泛谈论。写作长诗成为诗人们的年龄焦虑，这一点胡续冬的评论一语中的：“因为任何一个诗人到一定年龄限度，他都要考虑不适合自己的诗，有没有能力去挑战；自己从来没有尝试过的，或者从能力来说不擅长的东西我能不能做？写了一定尝试性、实验性的诗歌后，我能不能写经典性的诗歌。”[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