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途汽车上的笔记》读后感锦集( 九 ) 老孙|孙文|诗歌|觉得|长诗|写作「问人人知识网」

“感怀、咏物、山水诗之杂合体”这个副标题，其实已经总和了作者的大多数意图。由于其缺乏某种不管是走向中心还是脱离中心的能力，整本诗集就像一个在行进的长途汽车上绑着的水罐——水罐底部破了一个小洞，于是水就在不知不觉中漫洒一路。我们可以用这沿路倾洒的水来比喻孙文波的《长途汽车上的笔记》，这些水是倾洒之后再也无法复原、装回罐子里去的，它们就渗透进了路边的泥土里，或者等待被冷风吹干。
就以其中的“长途汽车”这个旅行工具和诗歌动力装置而言，长途汽车是一种对县域、城-乡交通至关重要的交通工具，只要我们想想《到阜阳六百里》《落叶归根》之类电影，回乡者不会选择飞行、高铁或步行、缆车、自行车、短途面包车、自驾汽车，孙文波的作品对应于电影中已经成为一种类型的公路旅行题材，遵从一种卢卡奇式的经验的现实主义。可能孙文波想要借此克服新诗的内在性焦虑。评论家一行认为孙文波对“经验主义”进行了修正和调整，“一是从‘提纯式的经验主义’转向‘芜杂的经验主义’，二是从‘局部的经验主义’转向‘整体的经验主义’ 。”[8]“提纯式的经验主义”是现代诗的一种常见风格，也是提倡里尔克式的“诗即经验”观念的产物，这里经验“必须经过浓缩、结晶、纯化或戏剧化”，“经验需要被一种美的、光亮或幽暗的诗性氛围所统摄，诗歌应该呈现经验中的光芒、黑暗、美妙时刻或诗性的冲突场景” 。一行举了弗洛斯特、爱德华·托马斯、早期希尼以及中国的吕德安、张曙光、雷武铃等诗人作为这种“提纯式的经验主义”的例证。这种经验主义其实建立在象征的基础上，在宽泛的意义上，它也是现代主义的遗产——表层和深层，事物和其背后的“本质”或“灵魂”，形式与意义的辩证法是维系这些“提纯式的经验主义”诗歌的基础。而“芜杂的经验主义”更加强调生活的复杂性、混乱性，“是在诗中将经验保持在“非诗”状态的一种努力”，尽管除了肖开愚和孙文波，批评家一行没有给出给为完备的例证，我们大致可以设想它的代表性诗人是更加晚近和后现代的，比如艾伦·金斯堡，写《零档案》的于坚，九十年代之后的西川，以及孙文波。其实，美国从威廉斯·卡洛斯·威廉姆斯以来的恨多诗人已经不是“提纯式的经验主义”的诗歌作者，但是也尚未迈入“芜杂的经验主义”的门槛，在他们那里，诗人对经验的撷取是一种临时的、随机的、切片式的方式，经验背后的“象征”是缺席的，比如“红色手推车”就是“红色手推车”，“便条”就是“便条”，只不过，经验在他们那里还尚未“芜杂”化到“泥沙俱下”或“异质混成”的程度，也尚未“长镜头”化。反过来，尽管艾略特的经验已经很“芜杂”，但是他仍然属于“提纯式的经验主义” 。但是孙文波这里“芜杂的经验主义”并不是一个一以贯之的“长镜头”，准确地说，他的“笔记”是由一个个“景深”和历史的叠层构筑在一块的，在方法的层面上它仍然是“提纯”的，比如在具体意象的拣选上。只不过这种意象的拣选、浓缩、纯化不再有能力组织为一个有向心力的意义结构，它更多地是散文化的、字面上的，当孙文波描写…………的时候，和威廉姆斯描写一张便条、手推车，或奥哈拉写关于可口可乐的诗并无不同。当然，这并不是说这样的诗背后没有“意识形态”，如果你进行伊格尔顿式的观察，会发现它或多或少地维持了一种中产阶级的价值观，或者在孙文波这里，是小资产阶级或农民-知识分子式的价值观，但是作为个别意象而言它并不负担这样的任务，个别细节和生活的总体之间并无希尼在描写爱尔兰沼泽、弗罗斯特描写雪夜树林时的暗示性极强的联系。同时，相对于威廉姆斯或奥哈拉式的单一层面的“芜杂化”——某种意义上强化了现实主义的“幻觉”，孙文波式的“芜杂的经验主义”多了一个应对中国近四十年迅速变化的现实的层面，它的芜杂不是单一意识形态内部“生活总体”的罗列，而是关于儒释道、中国古代诗文、游记文学、文化古迹（建筑、雕刻、绘画、书法等）、当代经济生活、西方文化、西方价值的“提纯”，共同造成了不同价值秩序、话语路径、美学风格、文学程式之间的“众声喧哗” 。一行认为，“孙文波的诗歌语言，在某种意义上说则是‘粗放型’和‘不讲究’的（但其中仍然包含着某种控制力和对语言本身的反思性）”，笔者认为，这种“粗放”如果指一种诗歌性格是准确的，但是在意象上，孙文波的诗歌尽管是在偶然性、随机性的支配下完成的，但是其意象的总体却构成一部“提纯”的当代生活史，或庞德所说的“闪闪发光的细节” 。因为我们都知道，不管诗歌的“吞吐量”多大，或如何看似处理了“一切”，如何把“野生”的经验带入了诗歌，这“一切”和空前巨大的“吞吐量”相对现实而言只是沧海一粟。因此，我们得承认孙文波的诗歌在细节上建立了不同事物之间的“比例”关系，正因为在这方面它是成功的，它才能给读者造成“现实幻觉” 。同时，相对于“提纯式的经验主义”而言，这种“芜杂的经验主义”又是缺乏向心力和方向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