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馆读后感精选(16) 茶馆|成都|微观|研究|新文|文化

作者的问题意识可谓相当鲜明，书中几乎随处可见对国家权力与地方文化二者关系的反复强调，或许是希望借此彰显本书的核心关怀。诚然，如李金铮所评价的，“以国家权力与地方社会、国家文化与地方文化的关系作为《茶馆》的普遍问题，与近代中国历史的发展趋势是非常吻合的。”[8]通过突出国家权力与地方文化二者之关系，本书得以将微观层面的茶馆与宏观层面的“国家政权建设”有机结合，让通篇论述能够围绕这一核心而铺陈开来，不至于因征引材料之庞杂繁多而支离破碎、离题甚远。
然而，书中对主旨的过度强调读来难免稍显累赘，国家权力与地方文化的分析框架也隐含了将复杂问题化约的风险。例如，作者在中文版序里便点明本书的论证中心有两条基本线索，一是“在20世纪上半叶，国家角色日益加强，国家支持的现代化不断削弱地方文化的独特性”，二是“在国家权力深入地方的过程中，以茶馆为代表的地方文化，竭力对抗现代化所推行的国家文化的同一模式” 。[9]将国家政权建设直接推导至在地方层面的影响，而地方文化又能够团结一致地抵抗自上而下的国家文化，此般互动的过程中恐怕也多少有些理想化的色彩。上下间互动路径的畅通无阻不免让人怀疑：在宏观的国家与地方二者之间，是否还有更多隐秘的环节被我们忽略了？国家权力的地方化是否还有更为丰富多元的表现形式？地方文化自身就真的是铁板一块吗？这些都是值得再加思考的问题。
除了国家权力与地方文化的二分法，书中还特别强调了精英与大众之间的分野，对地方精英与普通民众的讨论又牵涉到本书所关心的另一个重要议题，即“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概念在近代中国社会的应用问题。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中国学围绕“近代中国是否存在哈贝马斯意义上的‘公共领域’”展开了激烈持久的学术争论，罗威廉（William Rowe）、冉枚烁（Mary Rankin）、全大伟（David Strand）等学者认为，近代中国已在相当程度上形成了公共领域和市民社会；而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则驳斥道，哈贝马斯意义上的“公共领域”概念根本不能移植到对中国历史的考察中；此外，黄宗智提出“第三领域”来试图对“公共领域”进行修正改造。[10]
在黄宗智看来，当把“公共领域”、“市民社会”等概念运用于分析中国历史之时，其中便已“预设了一种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二元对立” 。[11]但王笛认为，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并非“总是一个与国家对立的社会和政治力量”，除此之外，“它同时也是指物质空间” 。[12]正是在这种语境下，王笛试图通过《茶馆》论证：无论在物质空间意义上，还是在与国家相对的社会政治空间意义上，茶馆都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公共领域。为了避免陷入无意义的辩论，王笛采用了将原有争议悬置起来的处理手法，他的关注点并不在于回答“这个概念是否可以用来分析近代中国社会”[13]，而是要十分审慎地考察民众、精英、国家与公共空间的不同关系，集中思考茶馆在日常生活、商业经营、公共政治中究竟扮演了怎样的不同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