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馆读后感精选(18) 茶馆|成都|微观|研究|新文|文化

不同于公认的微观史杰作《茶馆》，王笛的早期研究阶段（1980-1990年代）恰恰是以宏观视野下的长江上游地区（他称之为“巨区”）作为考察对象，其成名作《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下文简称《跨出》）便受到了以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为代表的年鉴学派与现代化理论两大史学思潮的深层影响，试图将“长时段”、“中时段”与“短时段”的历史加以结合，考察长江上游地区是如何在内外环境的交替互动中实现由传统向现代演变。[19]尽管彼时作者便意识到，“传统和现代并不是一对截然分离的二项变量，而是由两个极构成的连续体”[20]，但在《跨出》一书中依旧可以清晰看到现代化理论的影响之巨。此外，《跨出》有着鲜明的计量史学特色，全书共有300余张统计表，试图通过数字来为所有问题提供“科学”的解释。
1989年完成《跨出》后，王笛自言感到了学术上的瓶颈：“未来的路在何方？我第一次出现了迷茫。”1991年，业已“功成名就”的王笛选择赴美求学，“把那些年在中国奋斗的成果一下子都放弃了。一切从头开始，放下副教授的身段，重新开始当学生。”[21]自1991年赴美，而后跟随城市史大家罗威廉攻读东亚史，到1998年获得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博士学位，再到2003年Street Culture in Chengdu：Public Space，Urban Commoners，and Local Politics，1870-1930（中译本为《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群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下文简称《街头》）一书[22]出版，十余年间，王笛完成了最关键的学术转型。
在经历中国史学传统熏陶之后，王笛转而接受美国史学的严格训练与跨学科视野的培养，“经过一番脱胎换骨一般的痛苦”，最终实现了“真正从中学向中西兼具转变” 。[23]可以说，进入中期研究阶段（1990-2000年代），在新的学术思维、问题意识与研究方法的引导下，王笛由《跨出》的精英史观和宏大叙事逐渐转入《街头》与《茶馆》的大众史观和微观视角，如果说《跨出》是以精英的眼光审视长江上游地区的现代化进程，那么《街头》和《茶馆》则试图让普罗大众发声，对原先自上而下的观看方式进行反思。倘若不明就里，读者很难相信《跨出》与《街头》、《茶馆》三部作品竟然出自同一作者之手，前者浓厚的年鉴史学风格与主导叙事的现代化理论，让人很难将之与后者“为民众写史”的微观史学联系起来，从这个意义来说，王笛也可谓是以今日之我向昨日之我开战。“鹤鸣茶社”，作者摄于鹤鸣茶社，2021年8月19日直到近期阶段（2000-2010年代），深耕微观史领域的王笛尤其注重文本解读，强调历史写作应当回归本真的叙事功能。2018年，茶馆第二卷The Teahouse underSocialism：The Decline and Renewal of Public Life in Chengdu，1950-2000（中文版《茶馆：成都公共生活的衰落与复兴，1950-2000》，下文简称《茶馆》第二卷）[24]以及袍哥研究Violence and Order on the Chengdu Plain：The Story of a Secret Brotherhood in Rural China，1939-1949（中文版《袍哥：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下文简称《袍哥》）[25]两书双双出版。其中，前者于2019年获得了美国城市史学会（UHA）两年一度颁布的最佳著作奖，凭借此书，王笛成为两度获此殊荣的历史学家（第一次为2005年《街头》获得该奖）；后者自同年在国内出版以来，成为溢出学术界而进入大众视野的历史文化畅销著作，引起学者乃至大众的广泛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