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馆读后感精选(17) 茶馆|成都|微观|研究|新文|文化

的确，《茶馆》所试图论证的精英与大众分野颇为有力，但在如何定义精英、如何把握地方士绅的丰富内涵等具体问题上，还值得进一步讨论商榷。士绅精英维护地方秩序的活动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意味着社会自治？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士绅有着多重面向，既不能简单归为国家政权自上而下的权力代表，也不能简单归为地方民众自下而上的自治代表。士绅本身便受到国家文化的深层影响，唯有在科举体制中考取功名才有可能成为地方上有头有脸的精英[14]，所以“士绅”的隐喻已经蕴涵了受国家文化长期浸润的前提。
作为赴美接受了系统史学研究训练的中国历史学者，王笛对西方学术界的种种“概念”与“话语”相当熟捻，当从西方的学术视角观照到中国历史研究之时，搭建中西文明对话的桥梁自然成为相当自觉的研究旨趣——例如书中成都茶馆的一个跨文化比较对象便是西方城市中的咖啡馆、酒馆等公共场所，又如详细探讨哈贝马斯“公共领域”概念以及中国传统“公”“私”观念之间的内在差别。在这个意义上，《茶馆》可谓取得了巨大成功，达到了贯通中西、见微知著的写作效果。
但本书的不足或许也正来源于此，用西方概念作为理论工具来分析成都茶馆的中时段历史，或多或少放弃了从茶馆这个微观世界中提炼本土性理论的尝试，因而在原创性概念的贡献上难免稍显薄弱，已有论者注意到这一点。[15]对此，作者谦虚诚恳地回应道，自己在写作《茶馆》之时，“并没有就原创性概念进行努力，而只是力图对茶馆这个微观世界进行历史学的深入剖析”，未能努力提炼出“有说服力的原创性概念”，这也的确是“这部作品留下的一个遗憾” 。[16]
诚如作者所言，在理论创新层面的缺陷是《茶馆》留下的一个遗憾，但这并不影响本书出色地完成了一次以新文化史与微观史取向研究中国史的研究实践，在选择题材、切入视角、整合材料、回归叙事等诸多层面，本书为后学的研究跟进树立了可供借鉴吸收的典范。
三、新文化史与微观史：王笛学术史中的方法转向
王笛在《茶馆》的中文版序里提到，“西方历史学家喜欢‘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但我觉得自己更像一个人类学者，对一个地区进行孜孜不倦的长期田野考察。”[17]以人类学者自比，作者大致道出了对人类学研究气质的偏爱，这种气质也自然而然地流露在《茶馆》之中。对经验质感的执着与对日常生活的敏感可视为人类学的一大特色，在这个意义上，王笛的“茶馆”就好比阎云翔的“下岬村”、项飙的“浙江村”[18]，同样有着坚实的田野调查基础，可谓毫不逊色。
有意思的是，作为一位历史学者，王笛的“人类学研究气质”从何而来？蒙文通先生曾言，“观水有术，必观其澜” 。想要回答这一问题，只有跳出《茶馆》的具体文本，将之放置于作者本人的学术史脉络中，用“观其澜”的眼光加以考察，才能较为准确地把握这种独特研究气质背后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