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袍哥》的“出圈”离不开王笛在追求历史叙事生动性上做出的长期努力，该书延续了他从微观世界洞见宏观巨变的研究路径，利用档案、社会学调查、小说、回忆录和文史资料五类不同文本，“力图超越国家和精英的话语，从多方面考察基层袍哥的背景、活动和日常生活 。”[26]本书以袍哥大爷雷明远不顾乡亲劝阻、公开处决自己的亲生女儿作为开端，以极富诗意的笔调勾勒川西平原的乡村生活，时而行云流水时而跌宕起伏，读来酣畅淋漓 。
纵观王笛学术史的发展脉络，从《跨出》到《街头》、《茶馆》的关键转型奠定了此后他的研究风格，他所谓的人类学者气质也在转型过程中逐渐孕育 。事不孤起，必有其邻，这一关键转型的背后，离不开1970、80年代以来新文化史与微观史在西方史学界的蓬勃发展 。因此，在跳出《茶馆》梳理了王笛学术史的脉络后，我们还要理解更广义上新文化史与微观史的发展演变，进而再次回到《茶馆》 。
如果以意大利史学家卡洛·金兹堡（Carlo Ginzburg）于1976年出版的《奶酪与蛆虫：一个16世纪磨坊主的宇宙》（下文简称《奶酪与蛆虫》）一书作为标志，微观史的发展历程已将近半个世纪，这一史学思潮酝酿初期便诞生了大量经典之作 。[27]新文化史与微观史的勃兴并非异军突起，而有着相当丰富的理论渊源 。
首先，此前的社会史研究受马克思主义与年鉴学派两种支配性解释范式的影响[28]，二者均重视经济社会对历史演进的关键性作用，搭建框架、形成体系，试图提供一套整全性的、无所不包的解释路径 。在很大程度上，《跨出》正是依循这一路径而展开研究 。不可否认的是，这种分析框架颇具解释力，尤其是当被应用于梳理大历史演进脉络之时，其宏大而迷人的体系往往也令诸多历史学家心醉神往 。然而二者对经济、社会因素的过分强调以及对体系结构的一味追求，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文化因素对历史发展的重要影响，也多少走向了经济社会决定论的极端路径 。应该说，对马克思主义与年鉴学派的反叛，是新文化史与微观史崛起的一大动能 。
其次，发轫于1960、70年代以米歇尔·福柯（Michael Foucault）为代表的后现代运动对理性时代的颠覆性批判，通过揭示理性崇拜的异化如何侵蚀到文明与人性的深层，将被奉若绝对真理的理性从神坛上打落下来，后现代之风横扫学界 。[29]新文化史与微观史正是后现代思潮在史学领域的鲜明反应 。
人类学进入历史学对新文化史与微观史的发展更为关键直接，这也就能理解王笛为何自比为人类学者 。在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与语言转向（Linguistic turn）的进程中，以克里福德·吉尔兹（Cliford Geertz）的影响为最，他对尼加拉、巴厘岛等的研究极大地开拓了文化史家阐释的视野与可能性，为新文化史与微观史提供了得心应手的分析工具 。[30]通过表象、符号、话语、象征、仪式等文化人类学术语，编织起一张心态、情感与意义之网，新文化史与微观史完成了对年鉴学派框架、结构、体系等概念的置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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