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在《袍哥》所招致的批评中，最常见者便是指责本书仅凭民国时期一个女大学生的本科毕业论文来作为核心材料，“注水”而成一本专著 。显然，持此种论调者并未注意到书中设计精妙的三重叙事结构，“雷明远”（袍哥大爷）、“沈宝媛”（民国女大学生）与“我”（作者王笛）三者共同构成了复调的袍哥历史[35]，我愿称之为“一位川西袍哥的历史三调” 。在原始材料的巨大限制下，如何尽可能广泛地动用其他材料而展开叙事，其难度与风险之大，绝不亚于写作一本纵横古今的宏观历史，绝非“注水”可以实现的 。因此，《袍哥》在当下所遭受的境遇在某种意义上表明，微观史在中国的落地生根依旧任重道远 。就《茶馆》而言，其资料收集与注释说明几乎达到了“巨细靡遗、竭泽而渔的地步” 。[36]成都市档案馆藏有关于二十世纪上半叶成都茶馆的大量珍贵材料，“散布在警察、商会、政府商业管理档案等档案之中”，“提供了大量关于茶馆的信息，包括经营、资金、利润、竞争、价格、征税等” 。通过分析这些价值极高的档案记录，作者得以掌握相对可靠的茶馆规模、日销量等经营状况，进而在原始档案基础上努力还原历史场景，读来就如身临其境坐了一整天茶馆，各色人等的交流来往历历在目 。但作者同时也指出，档案材料存在着相当大的局限，例如有记录的时段分布不均，侧重登记数目而不甚关注茶客本身 。因此，在档案之外本书广泛使用了报刊资料（如《成都快报》、《国民公报》、《华西晚报》）、小说与竹枝词（如李劼人《暴风雨前》《大波》、沙汀《在其香居茶馆里》、林孔翼编《竹枝词》）甚至历史照片等大量材料，以达到尽量克服档案局限的目的 。[37] 对图像的使用和解读可谓本书之一大特色，历史照片所展现的场景往往有着文字难以描摹的说服力 。通过考察《茶馆》英文版（2008）、中文版（2010）以及新版（2021）三个版本图像使用的差异与变化，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图像表征与历史本相二者的复杂关系 。
英文版共39张图像，其中16张为书刊报纸剪影（《成都通览》、《通俗画报》、《通俗日报》、《新新新闻》等）以及后人创作图画（《老成都》风情画、《老成都食俗画》）；5张为西人所摄，以当时在成都的美国教师那爱德（Luther knight）影集为主；10张为作者与陈锦所摄（鹤鸣茶社、大慈寺内茶馆、商业场、悦来茶馆等）；另有4幅地图，3张图表，1张档案剪影 。
较之英文版，中文版的图像总数大幅增加，达96张，其中作者与陈锦所摄照片、书刊报纸剪影、档案剪影明显扩充，分别有37张（陈锦摄影作品增加较多）、30张、14张（《成都市政府工商档案》同兴茶社、永明茶社《商业登记呈请书》；《成都省会警察局档案》），此外西人所摄照片10张，地图5幅 。陈锦摄影集以呈现原汁原味的民俗风貌著称，其镜头敏锐捕捉到了茶馆中的休闲与慵懒[38]，与作者的流畅叙事加以结合，二者相得益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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