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馆读后感精选(20) 茶馆|成都|微观|研究|新文|文化

除了上述三支主要的思想资源，葛兰西（Antonio Gramsci）在《狱中札记》中对文化霸权与庶民文化理论的研究、海登·怀特（Hayden White）在《元史学》中对整体史提出挑战、历史与文学相结合的主张也极大地影响了新文化史与微观史独特的研究风格。
应该说，新文化史与微观史并非是概念先行的新史学思潮，而是在一系列滥觞之作接连问世的过程中不断丰富起来的，就连“新文化史”（The New Cultural History）这一名称也是要直到1989年才由林恩·亨特（Lynn Hunt）等学者首次正式提出。
这批经典均以叙事见长，如《奶酪与蛆虫》一书便是极其另类的学术写作，全书本就不大的篇幅分为62章（其实更像是62节），有的章节甚至只有一两页，完全是小说般的谋篇布局，读来也是引人入胜。在摆脱传统史学精英主义的同时，新文化史与微观史拒绝沿袭社会史与经济史的计量方法，而是聚焦于下层百姓的日常生活及其心灵世界，以吉尔兹“深描”（thick deｓｃｒｉｐｔion）般的手法沉浸于“地方性知识”，通过文化之网追寻“地方性历史”、重访故纸堆里“隐秘的角落” 。
因此，新文化史与微观史的崛起也意味着叙事史学被重新带了回来，但这并非是简单地回归古典叙事史学传统，而是蕴涵了新情势下范式的转移与迈进。从19世纪的兰克学派到二战后占据主流的社会史，它们共同的追求是将历史学科学化（或学科化），试图寻求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进而利用“科学真理”对其加以改造。新文化史与微观史显然拒绝了这条现代主义史学的老路，而是重新发现史学的叙事性与文学性，在多元一体的人类社会中去解读语言与文化的奥秘。
通过上述对王笛学术史与新文化史微观史的匆匆回顾，不难发现，作为新史学思潮的后者对前者的关键转型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随着研究逐渐深入，从《街头》《茶馆》到《袍哥》，作者对新文化史与微观史的吸收运用也愈发自然，在《袍哥》所呈现的传说、记忆与历史中，原本尚需多加强调的研究取向已然内化于字里行间，浑然一体，不见任何雕琢痕迹。因此，《茶馆》得到的赞誉“以新文化史与微观史取向研究中国史的成功实践”，同样适用于此前的《街头》以及此后的《袍哥》。
四、以碎立通：资料使用与文本解读
作为仍在行进中的新史学，新文化史与微观史也面临着诸多不得不应对的挑战。对史学“碎片化”的担忧是新文化史与微观史遭受的一个关键质疑，有关史学“碎片化”倾向的讨论也是近年来持续不断的热点话题。从整体史走向局部史，从整全性知识走向地方性知识，研究领域固然极大地细化丰富了：题材从革命、阶级、城市、灾荒到身体、心性、仪式、象征；然而视角多元的另一面是众声喧哗，难免混淆主次、易失本源，致使局部化为碎片。在批评者看来，这就好比盲人摸象各摸一段，最终只会是“七宝楼台，拆开不成片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