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缀集》读后感1000字( 二 ) 翻译|林纾|古文|诗学|缀集|传统

（2）这说明林纾事实上并没有也不可能运用“古文”风格翻译小说。他的翻译文体风格是一种较通俗、随意、富于弹性的文言。这种文体保留了一些“古文”成分，但比“古文”自由得多，因此一些藻饰之语、轻巧之词也就可以使用。
（3）但是，林纾一方面想以一种更通俗随意的文言翻译小说，另一方面又没有完全摆脱古文的束缚。他往往在这两方之间徘徊不定，导致他的小说中既呈现出突破古文习惯的一面，又呈现出古文风格的一面。如《迦茵小传》中“先生密而华德至”把称呼词“密斯脱”翻译为“先生”，却又死扣原文语序，而无视了汉语习惯；又如写到对话时，古文常常删去人名，只留下“曰”、“对曰”，更古典的甚至连表说话的词也拿掉。林纾在《巴黎茶花女遗事》中就反复删去这些词，以表现出古文的典雅。
《七缀集》读后感(二)：《七缀集》：《诗可以怨》
·《诗可以怨》的基本思路
首先，钱钟书关注到“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这一论断中的“诗可以怨”，认为这值得深入讨论。自古以来就有司马迁“发愤著书”，而且司马迁也在《报任安书》中说：“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做《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总之，“苦痛比快乐更能产生诗歌，好诗主要是不愉快、烦恼或“穷愁”的表现和发泄。”
其次，刘勰和钟嵘也谈及“病”对文学创作的影响。刘勰用“蚌病成珠”来形容苦难能够激发人的才华，“病”是苦痛或烦恼的泛指，不限于司马迁所说“左丘失明”那种肉体上的害病，也兼及“坎凛”之类精神上的受罪。“蚌病成珠”这个比喻，古今中外不少作家都用过类似的。钟嵘在《诗品序》中谈到“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 。钟嵘总体上与刘勰一样，还是强调了“病”对创作的激励作用。但他所理解的“病”与司马迁理解的又有所区别：在司马迁看来，“病”——“发愤著书”是为了避免“名磨灭”、“文采不表于后世”：侧重后世的声名；而钟嵘认为“病”能使作者“穷贱易安，幽居靡闷”，能够让以“病”、“怨”来排遣作者的苦闷。
再次，文章后半部分认为韩愈的“不平则鸣”与司马迁的“发愤著书”是有区别的。“发愤著书”强调“病”，抒发的往往是郁结；而“不平则鸣”强调的既有“病”，也有“乐” 。总之是心绪为物所激荡，此物可以既是引人欢乐之物，也可以是引人悲戚之物，前者引人不平，则鸣得意；后者引人不平，则鸣失意。以黄庭坚的诗总结道，就是“随人忧乐以诗鸣” 。
而韩愈之所以将“憔悴之士”的诗作为检验的标准，是因为“欢愉之词难工”，而“愁苦之音易好” 。之所以出现“贬欢愉而逐愁苦”，是因为欢愉的特点是轻、散的，它就像圆球，一滚即过，因此欢愉之词很难深入，常常悬于空中；而愁苦的特点是滞重、凝聚的，它是人心中解不开的结，如同一个多角形物体，一滚就停。因此愁苦之音难以消除，更加深入人心。这也就是为什么“诗必穷而后工”，“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人” 。当然，“愁苦之音易好”，但要得到这“易好”的音，代价是整个人生的愁苦。于是出现许多人“为赋新词强说愁”，“闭门自造愁如许”，无病而呻吟，企图以假病造出“真珠” 。